又一靴子落地！2023亚洲杯易地举办为何提前一年官宣？

靴子接连落地！继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成都大运会决定延期和汕头亚青赛直接取消后，5月14日，2023年亚足联亚洲杯中国组委会正式宣布，原定于2023年6月16日至7月16日在中国十座城市举办的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将易地举办。

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给出的解释是：“受疫情影响，中国组委会当前难以对明年的亚洲杯按完全开放模式办赛作出承诺和安排。经亚足联、中国足协和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共同商议后决定，本届亚洲杯足球赛将易地举办。新的比赛地点将尽快确认。”

据体育大生意了解，所谓“完全开放模式办赛”，是不少亚洲国家的足协向亚足联提出的意见。其最基本的两点诉求就是：一、放松甚至取消对参赛队伍的闭环管理；二、允许观众入场。显然，在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面对亚足联的这一要求，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都无权做出任何承诺。

当前，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和特效药的持续推广，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取消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力度。原本备受疫情影响的体育赛事也陆续恢复正常办赛模式，诸如NBA等顶级职业体育赛事的上座率已恢复甚至超出疫情前的水平。

相较之下，我国由于零星疫情仍不时发生，2022年5月5日，我国再度明确了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并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此后在5月13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将在各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的核酸检测“采样圈”，这一举措意味着我国将长期坚持当前的疫情防控力度，疫情防控将长期化、常态化、社区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短期内确实很难按照正常模式举办体育大赛，赛事更无法向观众全面开放。亚足联提出的“完全开放模式办赛”自然很难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亚奥理事会此前也曾在和杭州亚组委、汕头亚青会组委会谈判时均提出了“完全开放模式办赛”这一诉求，但囿于我国当前的防疫方针，两大赛事组委会均无法做出妥协，所以影响力较小且已经延期过一次的汕头亚青会直接被取消。杭州亚运会虽然获准延期举办，不过延期举办的时间却至今未公布，坊间传闻可能会推迟至2023年，但仍留下一丝疑虑：2023年就一定就能实现“完全开放模式办赛”吗？

正是基于这一疑虑，在杭州亚运会官宣延期后，坊间就传出了2023年亚洲杯可能易地举办的传闻。比如，某著名足球记者5月10日就在微博透露，2023年亚洲杯不排除移交给别国举办的可能性，随后这条微博又火速删除。如今，靴子正式落地。只不过，相比于杭州亚运会仅剩四个月时才官宣延期，2023亚洲杯则提前了足足一年就已官宣，毕竟亚奥理事会和亚足联在完全开放办赛模式方面的诉求高度一致，彼此日常也有沟通，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早做决定，对各方也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

客观而言，虽然北京冬奥会在疫情之下得以如期举办，并且我国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也探索出了一套体育赛事精准防疫的办赛模式，但如何推广普及到其它赛事中时仍面临一系列实操问题。比如，很难说服国际体育组织和各国运动员通力配合我国相对严格的防疫政策。

如今，随着2023年亚洲杯靴子的正式落地，无疑也给我国十座承办城市和2023年亚洲杯赞助商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

自2019年6月4日申办2023年亚洲杯成功以来，我国有18座城市向中国足协提出要参与承办亚洲杯，最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门、苏州这十座一线城市获得承办资格。这十座城市乃至其所在的省份均非常重视举办2023年亚洲杯，各省市分管文体的副部级领导亲自担任2023年亚洲杯中国组委会副主席，并在场馆基建等方面给予了魄力十足的投资支持。

这十座城市或对原有的地标级场馆进行翻新改建，或干脆斥巨资建设新场馆。比如，北京工人体育场自2020年7月就启动了为期长达两年的保护性改造复建，而占地280亩、固定座席6万个的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则是陕西省专门为2023年亚洲杯修建，总投资高达30亿元。

众所周知，亚洲杯十座场馆分别是：北京工人体育场（6.5万座位）、天津滨海足球场（3.7万） 、上海浦东足球场（3.7万）、重庆龙兴足球场（6万）、成都凤凰山体育场（6万）、西安国际足球中心（6万）、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6.3万）、青岛青春足球场（5.28万）、厦门白鹭体育场（6万）、昆山足球场（4.5万）。这十座场馆均是上述十座承办城市最顶级的体育场馆，其投资兴建（改建）成本注定不菲。

此外，2023年亚洲杯组委会自启动招商和版权合作以来，中国本土企业热情高涨。但如今赛事被迫易地举办，这些参与亚洲杯商务开发的中国企业无疑损失不小，希望组委会尽快出台对赞助企业们补偿的解决方案。

客观而言，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持续升温，作为带动性龙头的体育竞赛表演业也随之备受追捧。君不见，各项国际大赛犹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落户中国，其中最顶级的国际赛事有2022北京冬奥会、2022杭州亚运会、2021成都大运会、2020晋江世中运、2019篮球世界杯、2019世界军人运动会、2021世俱杯、2023亚洲杯、2021汕头亚青会、2022成都世乒赛、2022东亚杯……

原本，这些体育赛事的相继举办被视为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优化升级的全新起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南京、西安等多个一线城市均在各自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持续举办国际体育大赛，让体育成为城市新名片。比如，上海要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而成都则要全力打造世界体育名城，南京则宣布要在2035年建成世界体育名城。正常情况下，这些城市在十四五时期将承办更多国际顶级体育赛事。

但令人扼腕的是，随着疫情在2020年年初开始肆虐，这些一线城市的雄心壮志恐怕要被迫雪藏，而体育竞赛表演业刚刚引燃的火苗恐怕要暂时冰封。2022年这个原本被国人寄予厚望的体育大赛年极速降温。随着体育大赛相继团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依附其中的体育营销推广等细分产业链条注定被殃及。

在上述的一系列赛事中，虽然2023年亚洲杯并非世界级赛事，但鉴于足球赛事的影响力和关注度，2023年亚洲杯被寄予厚望，被认定为是我国近年来举办的民众热情度最高、媒体曝光率最高、赞助商参与积极性最高、整体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赛事之一。但如今由于疫情原因，2023年亚洲杯提前一年就决定易地举办，其影响恐怕注定非常深远。而随着2022杭州亚运会和2021成都大运会被迫延期、2021汕头亚青会取消以及2021世俱杯、2022东亚杯、2023亚洲的杯易地举办，这或许也会让余下观望的那些赛事组委会们看清形势、早下定论。

面对当前的体育产业发展新态势，中国体育产业同仁们均需冷静判断形势，中国体育企业尤其是体育竞赛表演行业的企业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尽快建立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监控等机制。在此，体育大生意记者也呼吁我国体育主管部门应尽快研判后疫情时代国际体育发展环境变迁和国际体育发展转向等新课题，同时探讨和部署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应对策略和对体育企业的扶持政策。

注：本文所用图片来自网络

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